序时录
June 27, 2022 · 21 min read · 10703 words

媒介本体论和现代化自反性

前言

我第一次看《现代化自反性》仅认识到基本的概念,开始怀疑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瓦解,它何尝不是现代化的共产幽灵,公民社会、共和等制度内的政治将失去主导作用,取而代之是制度的制度,例如深层政府;第二第三遍观感是极其压抑的,对于自反性的混乱,政府将扩大职权深入到核心家庭以适应自反性现代化的混沌,人民依赖于现代化,不再依赖于传统,自启蒙时代的进步思潮影响到现代,促使社会功能分化和信任危机,这是来自传统的极权文化,而非体制。

影像本体论

不论是超级写实主义绘画、雕塑还是摄影,作品都一定带有主观性,只要存在人的介入,媒介本身的认识论会被虚拟化,而摄影是物理上对绘画的补充,然而它失去了色彩、透视、结构等层面的表现力,当选择使用摄影纪实,“纪实”是人的心理作用,事实是摄影后只是对人主观性的复制,通过构图、阴影、隐喻等构成人对可复制“纪实”的偏好。

古代及宗教认为肉体不腐烂,生命将会得到延续,其关键在于和时间抗衡,以物理和化学上的处理变得“恒定“,现在的人体冷冻技术,同样不具备完善的科学根据,只是理论上冷冻人有机会复活,同样也是与时间抗衡而等待人类的技术发展,尽管人的器官和躯体能被完整保留,但神经元极其脆弱,解冻后的精神状态可能不再是生前的本人,我认为这是木乃伊情结的延申。

一具用泡碱处理过的、干瘪的和呈深褐色的木乃伊,也就是古埃及的第一尊雕像。但是金字塔或通道中的迷宫不足以防止墓穴被盗,还要采取另外的保险措施,以防万一。所以在石棺附近,除了撒些小麦当作死者的食物外,还放上几尊陶制的小雕像,作为备用的木乃伊,死者躯体一旦毁坏,这些雕像便可充当替身。从雕塑艺术的这种宗教起源中,可以揭示它的原始功能:复制外形以保存生命。显然,在史前洞穴中发现乱箭穿身的泥雕熊表现了同种心愿更积极的一个方面:泥熊等同于活兽的神化物,为的是祈求狩猎成功。

——《摄影影像的本体论》 [法]安德烈·巴赞 André Bazin

木乃伊情结和人体冷冻技术属于对“人类本位”的追求,另一种将以媒介的方式帮助人们回忆,以至于不被人们遗忘,又或者说这种媒介方式创造了符合现实面貌而时间上独立存在的理想空间,例如现在的区块链技术有可能实现“永久性”且不被抹除地记录信息、著名的画师能够让人死后存在于形似的记忆和概念中;不再追求于本体的永生,转向满足于人对心理和精神满足的追求,从而克服人对时间流逝的需求。

基于物理的技术能完好地保留了视觉上的客观性,人并不需要通过艺术手法主观地干预,摄影师只需要选择摄影对象,就能实现“纪实”,信息技术的存在能够使得摄影的结果能以数字的方式保存下来,而不再局限于画作存在腐朽的可能性,从媒介的角度上它实现了“存在的永生”,却不再是本体了,它满足的是场景、人被记录的那瞬间能够重现在面前,那种追忆和怀念。

摄影和超写实主义绘画的区别在于数字化、物理上保留的客观性,后者保留了对美学的追求和幻想,当尽可能创造逼真程度,这种时候色彩则失去了表现力。

前面提到的几何透视、阴影则在绘画和摄影的基础上制造幻象,最终导致摄影也如同绘画存在独特的美学,绘画也成为了摄影的对象。将绘画的美学意义(表现性)和心理意义(再现性)区分开。

电影只是在造型艺术现实主义演进过程中最明显的表现,而现实主义的原理是随文艺复兴运动出现的,并且在巴罗克风格的绘画中得到了最极端的体现。

几何透视之解决了形似,而无法体现物的运动,若是要追求幻象,则失去了造型上的艺术,要么使得复制品的瞬间表现有逼真,要么是象征、隐喻、造型超越了原型,前者为在虚拟中企图暗示“复制品”的真实和自然,后者为精神的表现力和对美的追求。

在达到形似效果方面,绘画只能作为一种较低级的技巧,作为复现手段的一种代用品。唯有摄影机镜头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它比几可乱真的仿印更真切,因为它就是这件实物的原型。不过,它已经摆脱了时间流逝的影响。影像可能模糊不清,畸变褪色,失去纪录价值,但是它毕竟产生了被摄物的本体,影像就是这件被摄物。

媒介缘由“复制品”
绘画木乃伊情结主观重现,实现“永生”
摄影写实主义基于物理上的客观性

个人的自反性

人具有的自反性指的是反思自己的言行、思想、道德等且加以修正,使用知识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思想、知识影响行为的双向过程。

若是行为被自反性改变,是行为的自我审视(reflexity monitoring of action),道德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根据约定习俗、社会规范以监视自我的行为规范是否一致,同时是约束自我行为的合理性根据。另一层次是检点行为的动机(motive,motivation),尽管动机不一定能被社会接受,但它可以作为个人价值观的延申促成了做出行为的合理性。

自反性除了反思道德,是以认识论的产物,对未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和未认知的条件(unacknowledged conditions)的认识,从而分解出意图、目的、潜在意料之外,例如马克思解释的经济和生产条件、佛洛依德揭示潜意识动机。

假如在一个资讯完全充分且有效的社会,有人打破防疫规定那么它在社会整体而言是不道德的行为。

社会的自反性

吉登斯认为人类已经将社会进行了解释性研究但又反过来被这些理论所影响,从而形成社会秩序,它并不是由自然进化而成,而是人为预先计划。事实是人们总是解释一个社会包含全部个体的行为,因此他们将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解来调整行为,从而形成了社会周期,最终社会科学知识改变人类的活动,社会学服从双重解释。

技术本身是对自然现象的利用和捕获,而社会科学大多建立于可解释性、它不能够像技术发展一样存在进化,因为可解释的集合中包含了拥有自反性的个体,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其状态,却又受环境的约束(行为主义),世界并非一个独立的观念却独立且排他性的被认识,而社会知识观念和世界存在相互的交流和作用,即“思想和行为的不断折射”。

既然如此,社会将充斥着自反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这是可解释性或可回归之外。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

可解释性和唯物现实的对立,存在因势利导的可能性,利用了人存在自反性的特征,这在索罗斯的反身性和金融心理学有实际应用。

社会学本身是一种用以监控的知识,早在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物理学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秩序进行预测和控制,在现代化社会往往自反性更强,存在习俗和传统的松动和瓦解,称之为“后传统社会”,人越来越需要自己做抉择,无法依赖家庭、公会、政府,不能墨守成规。

社会学论述常识性知识
现实世界或社会生活社会行动或公共政策

(互为自反关系)

例如在选举之前不断地进行民调并发布民调,促使更多人选择从众,积极的预期产生正反馈,但它也取决于民众如何看待,反身性在资讯有效的情况下复杂得无法准确计量,导致民调总是难以预测选举结果。

它打破了传统主客观的二元对立,一般客观来讲主体认识的过程不考虑客体的反向影响,因此获取的“知识”即认识论,而事实上是理论和真实相互对应,如果要了解一个对象,不以主体投射或情感影响,它要求自我约束保持理性和科学严谨作为主流学术的要求之一,最起码它们现在是科学的专业伦理。

尽管在自然科学中,主客观二元对立也不是绝对的,海森伯发现测不准原理,粒子的动量和位置不可同时被确定,对例子进行测量必定会扰动该例子;双缝实验中光线在穿过两个竖条空隙之后,光屏上形成的是多条平行的竖纹,揭示了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即微观粒子具有波动性。

在心理学中,实验的客观性围绕着招募志愿者进行控制变量的小范围实验,实验者可通过单面镜观测他们,而志愿者们却不知他们正在被窥见,因此得出这样的实验操作是“客观”的;另一种是自然实验,2021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基于一个自然实验,其中 David Card 围绕劳动经济学关于最低工资,一般来说移民通常定居于容易找到工作且高薪的地方,认为如果存在大量人口涌入,供给则增加,本地工人的可替代性更强,在马列尔事件发生大规模移民后,使得目的地 Miami 的工作人口在几个月内增长了 7%,对比 1980 年 Miami 和其他相似城市(对照组)同期的发展,尽管经历 80 年代经济衰退,但工资和失业率相比下大致相同,并没有说明马利托人的消极影响;这种最为接近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但这样的环境并非学术实验刻意造成,自然实验将比自为制造的社会实验更有说服力,它允许了主体和客体之间在一段时间存在相互作用从而用时间检验移民政策的效用。

媒介的自反性

常规文学、电影等媒介往往刻意制造沉浸式的观感,告诉受众这是现实,使得受众将自我代入其中,例如电影中刻意隐藏摄像机以满足受众的窥见感;自反性则打破“这是真的”命题,反思现实主义,在人为制造和真实(逼真)制造矛盾和冲突,告诉自己这并不是真的,但我又要去面对这一题材,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常见于推理、悬疑,在虚的层面上去反思世界观和背景,这听起来像是对观众的玩弄,而观众对故事的合理性的反思将进一步推动情节,尽管不存在游戏上的交互,这种本我与故事的“我”的交流是利用了媒介本身的自反性,绘画可以是基于摄像的物理层面的创作,即痕迹上的创造,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它刻意打造了存在的幻觉,可基于电影,通过精神上的感知构造了存在不同表现力的媒介,例如动画、戏剧,甚至是交互式电影,精神需求是实在的,但代入的同时它极力隐蔽了作品本身的主体性,以至于出现“被带着走”或“被误导”的情况,而这种设计正暗示着该故事的虚假性从而制造矛盾。

符号的自反性

在现代化社会中,传媒经济形成了符号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前者可通过格雷马斯语义方阵等符号结构工具对传媒产品进行解剖,从而揭示特征基于经验主义制造“复制品”,从而形成消费文化和审美趋势,传媒符号化产品使得其组成内容不再重要,因为作为产品本身在互联网可以被快速获取,它更依赖于营销和销售方式的差异性。符号产品提供的是人主观对它的意义,而非实用,例如奢侈品和体验服务,符号价值可在空间上的文化结构被识别,称之为“符号近邻化”(Semiotic Neighborhoods).

从媒介即认识论到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符号的三元结构必须同时拥有涉义(thought)、符号(symbol)、实物(object),它否定了在生产过程中信息的内在意义,人能认知到符号是因人和符号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人赋予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来讲,右脑参与了隐喻的理解,对应脑区的激活程度取决于隐喻的熟练度和理解程度,萨尔特曼隐喻诱引技术的依据是:大部分社会交流是非言语的,思想以图像形式出现,隐喻是认知的中心,观念的含义、理性、情感和经历体验共存。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 水果商对于标语的内涵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愿望来让公众了解标语表达的理想。这当然不是说水果商的举动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标语什么都没告诉大家。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包含了一个说不出口来但却十分明确的信息。口头上说起来,可以这样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这个符号当然有一个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级领导;符号同时也是一个挡箭牌,用来防范那些揭发举报者。标语的真实意义因此深扎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那么,什么是他的根本利益呢?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哈维尔

哈维尔将其归咎为这样的符号可以帮助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那就是后极权社会的维系产物——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正是利用了符号自反性的欺诈性,水果商可能真不愿意参与其中却因此合理化自己的处境,但该符号的意义并非是内在的,它的传播让更多人陷入这个集体主义的陷阱,从而做些违背社会道德的事物而被合理化,除此之外它也可以掩盖人对政权和对失业等陷入不利情况的恐惧,企图让人被迫的相信制度本身是自然而成的;换而言之,符号的隐喻是人民能够通过加入这场运动从而改变社会进程,也可为自我开脱,现代人明确意识到政治形式具有人为构成的性质,从旧现实的意识和旧形式中抽离,嵌入政治进程。

自反性现代化

自反性现代化指的是工业社会时代的自我毁灭,而击溃它的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胜利成果,如果说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形态抽离并重新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指的是另一种社会形态为基础重新进行现代化进程;现代社会的内在活力削弱了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等在社会中的形成,也削弱了自然技术经济进步的连续性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进步可能会转化为自我毁灭,一种现代化化削弱并改变另一种现代化。资助的现代化过程可以是无意且非政治的,绕过了所有政治决策、路线冲突、党派之争。

传统观念总是认为社会剧变往往意味着解体和痛苦,事实上贫富差距、财富累积等的坐标轴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技术进化和就业保障可以使得工业社会进入新的时代。

想得到的 + 熟悉的 = 新的现代化

——《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社会、政治、个人会极力避开工业社会的监督和保护制度.第一阶段为人民意识到这种制度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和威胁,但这些问题往往是局部的而且未成为秩序冲突的核心,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风险残余即由人决策产生的风险将被合理化的存在。 它带来的是全社会的不安全感。

第二个阶段则出现了工业社会的危险支配整个社会,制度的失控成为了社会和政治矛盾,旧社会不得不根据工业社会的模式进行决策,利益组织、司法系统都会受到人为决策引发的风险溢出导致的争论和冲突。

风险社会的产生是因人民对工业社会的自信,对寻求进步主义或寻求生态影响等危险的抽象化主导者社会人民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

自反性(reflexive)指的是反思(relfection),而自反性现代化指的是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现代化基础和后果的区别在于现代化自我反思层面上的知识和科学化的增加。

高风险和高机遇的集体将导致现代化后果的自我冲突,本质上在于社会的组成部分的责任分配冲突,具体来讲,工业社会无法控制现代化背后的风险,例如核技术、化工技术、基因研究、环境生态的迫害、过度军事化、贫富差距等。

人民一旦意识到这些风险潜在的危机有可能超越了社会对安全和稳定的范畴,这些议题极有可能产生动摇社会秩序的前提假设,同时司法系统和政治决策也会成为一个特别议题。

一般来说,GDP 的 expediture approach 计算并不包括家务、做饭等家庭事物,尽管这些是支持家庭成员劳动成为可能性的要素,但这些发生在家庭内,对整个社会来说是非排他性的。根本原因是自然资源是现代工业的基础但在现代化确立之后便逐渐消失,风险的存在在于制度基础的边缘化,然后阶级意识和进步的信念枯竭,导致个体(the individual)不得不成为个人(an individual),个人生活中的机遇和矛盾原本可以在家族、宗族、社会阻止等中得到解决,而现在越来越多由个人来感知和处理,非核心家庭名存实亡,核心家庭的数量减少。不平等的增加但阶级不平等和阶级意识已失去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自我不再是明确的自我,而是分裂为自我的矛盾话语。

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人必须掌握“风险机遇”,个人不能在“可靠”基础上做出抉择,必须考虑到行为可能的后果。(例如有交易经验的人能认识到“计划交易”的重要性)

生态危机的本质是工业社会的一个制度性危机,技术工业的发展引起潜在威胁的不可预测性和失控的可能性,否则系统性的毁灭,人民将意识到需要一种新的自反性且自主自决的必要性,在风险社会中,社会具有狭义上的自反性,社会会成为自身的问题。

这种充斥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危机的现象被称为“不确定性回归到社会”,社会冲突不再被当作秩序问题而是被看作是风险问题,风险问题的存在即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案,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对社会技术可行性失去信心是肯定的。风险是无限再生的,伴随着人的决策,而将世界描述成风险的人则失去行动力,控制意图的扩张和强化最终产生相反的效果视野的增加只会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以及何为错误,却无法得知我们应该做什么,它更倾向于自我批评

个性化和(亚)政治

个性化理论是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的旧生活方式的抽离(the disembedding)再嵌入(re-embedding),个人必须自己生产、上演和聚集自己的生活经验。阶级预设着核心家庭,核心家庭预设着男女分工,男女分工预设着婚姻。

目前的政治建立在错误的范畴上,将政治等同于国家,政治等同于政治体系,人们希望在政治预设好的舞台上寻找政治,希望寻找适当的威权代理人,议会、政党、工会等发现政治,如果政治停摆,那有关政治的一切都将结束。

政府结构的固定性导致了政治的消失,社会存在由社会组织亚政治地运转的可能性,工业社会的政治将转向非政治的。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多样性参与存在,组建联合政府的热潮高涨,每个人可以同时是左派和右派,既激进又保守,既主张生态保护又反对保护生态,既悲观又乐观;社会不再是非黑即白的政治立场,一个新的行为社会即自我创造。

第三条路

功能性系统分化(functional systemic differentiation),有两个是可以确定的:女权革命,技术的可再生时代(Gernot Böhme 的 Über Natur Im Zeitalter Ihr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实在是读不下去,大概意思是自然界原有技术被人为复制,例如人造人相关的基因技术,仿生技术,复制自然的技术构建一个人为制造的自然功能以覆盖原本的自然,实现重组系统性功能),重组后的自然变成社会组成的一部分,自然变成利用基因技术去解决社会问题,需要重新自然化(renaturalization)即非自然(denaturalization),转换成自然生产的工业体系被转化为能使社会变化持久的自然体系

大家只须大胆地进行这个思想实验:一个男女真千平等的社会(不管它意味着什么样的细节)必定是一种新的现代性。妨碍这种社会成为现 实的屏障是由自然、人类学和家庭观念以及妇女有意予以配合的母性幸福感共同构筑的,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在许多妇女看来,它并不是由永久女权革命的失败所引起的、作为革命成功时我们即将面对的变化的衡星单位的所有震动中最轻微的震动。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是父权制的反应,是重新制定男性“引力定律”的企图。

这形成了一个自治的亚系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分权,例如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是通过公共(税收)收入和财政预算作为经费,能在自然获得的事物逐渐要从“社会的自然”中获取。

在风险文明中,人民对专家和政府等权威组织的依赖加深,人民会认为面临危机“专家”们给出的建议更加理性和具有合法性,事实上更多的是公共政策和人民之间的对抗关系,这种矛盾建立在一个地区的盲目的风险文化中,因为科学不再是建立在经验主义上而是在数据、程序、生产等的基础上,所以这也否定了马克思“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是实证也是历史,后传统社会并不需要一种给出答案的科学,它利用文化符号、依赖于媒体,有时缺乏实证依据,对历史的发生存在依赖性,也存在转换为宿命论的可能性。

政治的种类\政治的性质或阶段有规则的政治自反性政治
政治的政治寻求政治增长、社会进步、技术发展、象征性的民主经济的重新激活或社会生活中自我认同的转变
亚政治功能组别、官僚理性,企业支配,职业化的政治行动
政治化的条件罢工、多数派当选、保险堵塞、封锁,在政治系统内外争取对现代化共识和改革

后传统社会

Wo der Antheil sich verliert, verliert sich auch das Gedächtniss. 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

——Goethe

记忆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认知心理学来讲,记忆能是编码转换为长期记忆,又可通过意识回忆再学习为内隐的再认,这样的“再现”有可能是虚假的,只需要回忆当时情景的细节例如环境气氛、温度等就可辨别。

在口述文化中,长者是传统的宝库和守护者,他们吸收传统比别人早,有更多的闲暇和其他同被鉴别传统的细节并传授给年轻人,所以传统是集体记忆的组织媒介(organizing medium of collective memory),传统的完整性并不在与时间上的延续,而是不断的阐述,目的是发现连接现在与过去的纽带,使得集体记忆适应社会习俗。

传统的定义为强迫和重复,而强迫是凝固的信任,没有对象但不会废除的信奉,在一个抽象的系统中,信任被退化为简单的重复,而传统正阻碍了社会生活的重新嵌合,原因是传统并非基于现实,基于口述的传播也没办法明确传统的细节,而是社会生活本应如此的叙述,准确来说,传统是“创造的传统”,它们的守护者可以是牧师和社区官员,凝聚在“小地方”,随着 19 和 20 世纪的民主普遍化,制度开始嵌入地方的系统,制度的自反性成了传统的敌人,传统问题的关键是它只有合理性,却没有自身存在的真实性,如果传统有意义,那它是未知和神秘的,这在东方被现代化被描述成“封建迷信”,“创造的传统”不一定和过去的真实(史实)有关,其真实性取决于仪式上和真理之间的联系

关于习惯的问题,大部分人都会使用制冰盒,但其中冰块的尺寸并不是大部分消费者所决定的,而是商品背后的最大持份者,人民不得不改变习惯,从而间接影响群体的习惯;从而可以推断传统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传统即改变和同化的权力,也可防止不测事情的发生,政治仪式实际上有宗教性质,连接了政治合法性和神圣信念,将政治捆绑于传统,这难道不是后现代的政教合一吗?这样的“真理仪式”一旦引起争议和抛弃,传统将回归风俗或习惯。

传统的持续直到被推论式证明推翻。例如传统政治上女性的政治权利相对男性弱,但一旦男女之分在政治上受到质疑,这样的传统将会瓦解,因为没有男性会自称“男性就本该如此”,反倒是一些女权主义开始自称“女性本该如此”的论述,利用了性别传统瓦解背景下社会的自反性,男性群体意识到现代女性的政治权利是正当且合法的,同时女权主义利用了传统性别之分的假设,放弃对话选择暴力,这里的暴力可以是冷暴力,树立性别的旗帜将更多权力再次转化为自身的特权,“女性本应获得(更多的)女权”命题又回到了传统二元性别之分的对称性,除了对话,即双方承认对方的合法性,是没办法使这没有硝烟的战争消停,同时它也隶属于全球(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后现代的幻觉

后现代主义也有同样种类的矛盾,它也同时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这些社会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权威主义的,既是享乐主义的又是压抑的,既是多元的又是单一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难发现。市场的逻辑是快感与多元性的逻辑,短暂和不连续的逻辑,某种巨大的失去中心的欲望之网的逻辑,个人仅是这种欲望的稍纵即逝的效果而已。然而要恰当地把握这种潜在的无政府主义需要坚实的基础和一种可靠的政治构架。市场力量越是威胁着要颠覆所有的稳定性,人就越是需要更加明确地坚持传统价值。发现英国政治家支持电台的商业化而又对不押韵的诗感到震惊,这并非不寻常的事。但是,这个制度越是诉诸于形而上学的价值来给予自己合法地位,它自己的合理化、世俗化的活动就越可能使得这些价值变成空洞的。这些政权既不能抛弃形而上学的价值,也不能正当地采纳它,因此,它们总是潜在地自我解构的。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摇摆与这种矛盾完全符合。粗略地一想,人们会猜测,许多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是对抗的,而在经济上是共谋的。然而,这还需要某些仔细推敲。就其挑战仍然需要绝对价值、形而上学基础和自我同一主体的一种制度而言,后现代主义是激进的;与这些东西相对抗,它调动起多样性、非同一、侵犯、反基础主义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在最好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对于统治性价值体系的巧妙颠覆,至少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有这样的企业经理,他们听说过有关解构的一切,他们对它的反应就像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待无神论。事实上,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解构的最政治化的形式的确就是对大多数商人所珍视的许多东西的攻击。但是,后现代主义通常不能认识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行得通的东西并不总是在市场上行得通。如果说这个制度需要法庭上或者投票间里的自由主体,那么对于这个制度来说,在媒介中或者商场内,这个自由主体毫无用处。在这些部门里,多元性、欲望、错乱和其它东西对于我们生活的方式来说是天然存在的,就像玛格丽特‧撒切尔了解之前煤对于纽卡斯尔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企业经理都是自发的后现代主义者。资本主义是历史上已知的最多元化的秩序,无休止地侵犯边界,消除对立,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拼在一起,并且不断地越过限度。人们要说,这种多元性整个就是在十分严格的限度之内运作的;但是,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急切地盼望着一种杂交的前途,而其它则被告知说这个前途已经实现。

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挖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物质逻辑,放肆地转而用它来反对它的精神基础。在这样做的时候,它非常类似作为它遥远源头之一的结构主义。似乎它像它的伟大导师弗利德里希‧尼采一样,强烈要求这个制度忘掉它的形而上学基础,承认上帝死了并且成为相对主义者。那么至少它用少量的安全性换取了一定程度的实际性。为什么不直接地承认你的价值和其它任何人的价值一样是摇摇欲坠缺乏基础的呢?这不可能使你容易受到攻击,因为你已经狡猾地破坏了任何可能从那里向你发动进攻的有利地点。在任何情况下,植根于你所做的事情、反映了不加修饰的社会真实而不是妄自尊大的道德理想的那类价值,很可能要比一大堆关于进步、理性或者上帝对于国家的特别钟爱的混乱谈话具有多得多的说服力。

但是,对于实用主义哲学家,以这种方式争辩倒也不错。那些承担了管理这个制度的重任的人们知道,意识形态从事的工作就是使你的所作所为合法化,而不只是反映它。他们不能只是省略这些浮夸的逻辑依据,这特别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仍然信奉它们,当他们感到地基在他们的脚下移动的时候的确将会更加牢固地抓住它们。商品,请阿多诺原谅,不可能是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至少现在还不是。人们能够设想一种这已变成真实的制度的未来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它已经经历了某些北美大学的历程,绝望地或者愉快地抛弃它自己的基础,把修辞的合法性的全部工作都留在了它的身后。的确,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声称这正是时下进行中的东西:“霸权”不再是重要的,这个制度不再关心我们是否还信任它,它也无需确保我们与它的精神共谋,只要我们或多或少地做着它所要求的事情。它不再通过人的意识来再生产它自己,只是保持这个意识永远地混乱,而靠它自己自动化的机制来进行它的再生产。但是,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属于一个转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形而上学的事物像某些骚动的幽灵一样,既不能使自己复活,又不能高贵地死去。如果它能够设法自行消失不再存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也将和它一起死去。

令人遗憾的是,我必须以一种威胁性的语调来结束。后现代主义历史终结的思想并没有为我们想象出一个与现在十分不同的前途,那种它奇怪地视作一项值得赞扬的事业的前途。但是在几种前途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的前途,它的名字是法西斯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最大考验,是它如何发展到那一步。它的有关种族主义和族性特点,有关同一性思想的偏执,有关总体性的危险和对他者的恐惧的大量著作:所有这些,连同它对于权力的狡诈的深刻见解,无疑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是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约定主义,它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它对团结和有纪律组织的观念的厌恶,它的缺乏任何关于政治中介力量的适用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将对它极为不利。它在对抗它的政治对手左派 ── 左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它的对手 ── 的时候,它需要强有力的伦理学甚至人类学基础;缺少这一点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政治资源。因为这个理由,后现代主义是处于问题的最后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最后部分。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erry Eagleton

这段文字我认为是对我在后现代中最有启发的一段,既然后现代建立于人性精神的批判,但它却无法具象化成为政治的事项,它的存在有可能是左派时代旺盛的代偿,批判思想固执和权力结构,但这种多元化、怀疑性等只是现实启发的一部分,没有办法去拒绝形而上学,又不创造价值,且整个思潮并非有建设性,促进怀疑解构文化。

参考资料:

Bazin, A. (n.d.). The Ontology of the Photographic Image TRANSLATED BY HUGH GRAY. https://www2.southeastern.edu/Academics/Faculty/jbell/ontologyphot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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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 / 乌尔里希・贝克 / 斯科特・拉什. 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 商务印书馆, 20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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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补充:

  • 斯科特·拉什的美学自反
  •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Last updated on August 2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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